经济学是什么啊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经济学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可分为两大主要分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经济学起源希腊色诺芬、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早期经济学，经过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衍生出了演化证券学、行为经济学等交叉边缘学科。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受到国家和民众的关注越来越高，理论体系和应用不断完善和发展。扩展资料：一般情况下，经济学理论建基在理性的“极大化”这假设之上，每个人都会在局限下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真假并不重要，只要假设推论出来的可被验证含意，能够解释及推测现实世界，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人是有目的的行动的行动公理基础之上。其学派旗帜鲜明的反对把理性状态和极大化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凡是有解释能力的理论，都一定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但未被事实推翻。 我们永远不能证明一个理论，因为下一次的事件总会有机会推翻该理论。
经济学的十大基本原理是什么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人们面临交替关系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得到一件东西，通常不得不放弃另一件东西。作出决策要求我们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有所取舍。
学生面临如何分配学习时间的交替，父母在购物，旅游和储蓄间面临交替，社会面临效率与平等的交替。
--效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
平等：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
很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
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
考虑上大学的决策，成本不是住房和伙食，因为即使不上大学，也要租房和吃饭。最大的成本是时间，如果把上大学的时间用于工作，能赚到的工资就是上大学最大的单项成本。
因此，很多正值上大学年龄的职业运动员如果放弃运动而上大学，可能每年少赚几百万美元，因此他们上大学的成本比普通人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职业运动员一定要退役后才去上大学的原因。
--机会成本：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必须放弃的东西。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许多决策涉及到对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经济学家把这些调整称为边际变动。
假设一架200个座位的飞机飞一次的成本是10万美元，每个座位的成本是500美元，有人会说：票价决不应低于500美元。但是当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10个空座，在登机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00美元买一张票，应该卖给他吗？当然应该。如果飞机有空座，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微乎其微。虽然一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是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乘客将消费的一包花生米和一杯饮料而已。
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这项行动。
--边际变动：对行动计划小的增量调整。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四：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贸易使每个人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通过与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价格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
经济中每个家庭都与其他所有家庭竞争，但是把你的家庭与所有其他家庭隔绝开来并不会过得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家庭就必须自己种粮食，做衣服，盖房子。
国家和家庭一样也能从相互交易中获益。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五：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贸易使每个人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通过与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价格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
经济中每个家庭都与其他所有家庭竞争，但是把你的家庭与所有其他家庭隔绝开来并不会过得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家庭就必须自己种粮食，做衣服，盖房子。
国家和家庭一样也能从相互交易中获益。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办法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中央计划者的决策被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所取代。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价格和个人利益引导着他们的决策，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场结果。
价格指引这些个别决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
市场经济：当许多企业和家庭在物品与劳务市场上相互交易时通过他们的分散决策配置资源的经济。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因有两类：促进效率和促进平等。
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词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
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污染的例子：如果一家化工厂不承担排放烟尘的全部成本，它就会大量排放。
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假设镇里只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所有者对水的销售就有市场势力。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并不意味着它总能这样。
市场失灵：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
外部性：一个人的行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
市场势力：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能力。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
用什么来解释各国和不同时期中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呢？答案之简单出人意料之外。几乎所有生活水平的变动都可以归因于各国生产率的差别：一个工人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的差别。同样，一国的生产率增长率决定了平均收入增长率。
生产率：一个工人一小时所生产的物品与劳务量。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九：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通货膨胀是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在大多数严重或持续的通货膨胀情况下，罪魁祸首结果总是相同的：货币量的增长。当一个政府创造了大量本国货币时，货币的价值下降了。
通货膨胀：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经济学十大原理之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
人们通常认为降低通货膨胀会引起失业暂时增加。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这种交替关系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
当政府减少货币量时，它就减少了人们支出的数量。较低的支出与居高不下的价格结合在一起就减少了企业销售的物品与劳务量。销售量减少又引起企业解雇工人，就暂时增加了失业。
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
里根为实现'经济自由'采取的主要措施?
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也就是通胀率与失业率同时居高，美国的储蓄率、投资率以及国际竞争力严重下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尤其是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曲线”版本，失业率和通胀率应该具有替代关系，此消彼长，不会同时出现。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1981年，罗纳德·里根即在这一情况下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里根刚当选便提出了经济复兴计划。这些经济政策与美国此前七十年的所依靠的经济理论不同。许多人称之为保守主义。实施它上并不完全是保守主义，它既有供应学派与货币主义思想的保守特征，却不规定两种成分的比例，又不具有排他倾向，甚至也采用凯恩斯的部分观点；它在学术种类上是含糊的，但目标是明确的，而且是有效果的。一、 经济政策的内容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六点：一是建立简便、稳定得低税率税收制度，实现大幅度减税，二是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三是减缓货币增长速度，四是减少政府管制，减轻私营企业在规章制度方面承受得负担，实行政府资产私有化，五是扩充国防开支，六是实现预算平衡。1、减税是里根政府一系列刺激供给政策的核心。根据供应学派的观点，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们认为：高税收是抑制美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瓶颈，它减少了了从商品和劳务中获得的收入，鼓励了消遣，有损于生产积极性。他们认为，只有减税才能促进经营活力，大幅度减税，可以鼓励储蓄与投资，推动经济发展。2、大力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紧缩社会公共开支以平衡财政预算，这反映了传统预算平衡派的主张。它认为，预算赤字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只有量入为出，才从源头上能摆脱通胀的纠缠。后来的事实证明，财政赤字并没有因此而减少。3、减缓货币增长速度是用提高银行利率等措施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紧缩信贷，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通货膨胀与过度紧缩都因错误的货币信贷政策所致，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大幅度波动引起需求的大起大落；它与凯恩斯“货币没有意义”的原理相对立，认为“货币有特殊作用”，长期内控制货币总量使之与与经济总量的扩大速度保持一致，最终可能实现稳定的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4、减少政府的管制，强化市场的作用。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政府对经济得干预一直在不断地扩张。罗斯福以后得历届美国政府不仅依据凯恩斯主义实行需求管理政策，而且在价格、工资、劳动、环保、安全生产、商品检验、贸易、金融等经济领域得各个方面制定了大量得限制性法令和规章，到里根时期累积多达7万多项。许多规章条例严重束缚了企业得手脚，增加了企业成本，挫伤了微观经济主体得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弱化了竞争机制。美国经济的发展此时需要更多的摆脱政府的管制。5、里根政府大幅提高军备预算，还提出了金额巨大的“星球大战计划”。这样可以用强大的军事实力补充和保障美国的经济实力。6、里根政府提出要实现预算平衡。事实告诉人们这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 里根上任时的财政赤字是500亿美元，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2000亿美元，到他离任时达到1.5万亿美元。这些数字不过无声的说明里根的预算平衡目标不过是句玩笑。二、 经济政策的效果关于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众说纷纭，有褒有贬。里根自己对他的经济成就十分自豪。他在自传中写道：“经济发展始于1982年10月，即3年削减税收计划的第一阶段发生作用后的一年。当我离开白宫办公室时，经济发展已为1800多万人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这是历史上同一时期最大的发展。同时，美国人受雇于好工作的人数比例升高到了最高点。在我写这本书时，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92个月，而且势头仍然不减。”[①]里根的这些话并不算太夸张。他所说的经济增长持续了92个月，事实上经济增长持续了110个月。当1981年通过新税收法时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在1982年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这对里根经济政策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但是到了1983年，经济开始回升。
美国的里根经济政策是
里根经济学的财政政策观点主要是：主张平衡预算，反对赤字财政政策。里根认为减税不会增加财政赤字。他在执政后立即向国会提出减税计划，且被通过。其要点是将个人所得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三年内减少30%，三年后个人所得税的税级还要随物价指数的变化加以调整。但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减税实际上就是把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企业和个人，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得不因为巨额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而大打了折扣。把最高累进税率虽然从70%降到28%，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但减税的幅度却小于原计划三年内减税30%的幅度。在后来的税制改革方案和实践中，把美国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低到34%。尽管财政赤字不断扩大事与愿违，美国依然成为西方工业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里根的经济政策归纳一下，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二是增加军费支出；三是借款或吸引国外资本。（1）为刺激经济增长，里根政府采取的首要对策就是通过减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该政策实施后，果然奏效，美国经济自1982年起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增长期，里根因为这一业绩而在1984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2）里根政府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上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取得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因而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期望在军事上对苏保持绝对的优势威慑。军费开支的增加导致了财政支出的扩大。（3）为解决急剧增加的财政赤字，里根政府大量发行中、长期国债进行正府筹资。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国债卖给谁呢？按照当时美国的居民储蓄水平，美国国内的投资者是没有这么多钱来购买正府发行的巨额国债的。所以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吸引国际资本。扩展资料：指里根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1981年2月，里根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就是这两个学派经济理论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了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这个计划的要点是：（1）削减财政开支(不包括军费)，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至1984年实现预算收支平衡。（2）大规模减税，三年内减少个人所得税300,4，对企业实施加快成本回收制度等，给企业以税收优惠。（3）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4）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这一计划反映了里根经济学的基本设想是：摒弃需求管理对工资、物价的控制和随机应变的货币政策；主张采用减税和紧缩政府开支，实行预算平衡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放松政府对企业的限制和干预，通过刺激供给、自由竞争，使美国经济达到自动复兴和发展。里根经济学在实践中，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纠正了凯恩斯学派的某些片面性，但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比如，减税和增加军费同时并举，造成财政上的超分配和财力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美国经济新的困难和不平衡。由此可见，里根政府理论上反对干预。但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干预。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称：里根政府所实行的是没有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或是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效应。虽然信奉供给、货币学派理论，反对凯恩斯主义，但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中，他并不为所确认的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吸收了各派的长处，综合运用。比如，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在实践中，他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稳定货币政策等综合地运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摆脱滞胀和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目标。里根经济学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有一套经济政策，更为重要的在于它以高利率作为膨胀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步策应的支持点和平衡点所形成的新机制。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的措施？目的？核心主张？
里根经济的措施：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摆脱停滞和膨胀，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对付通货膨胀。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来源《新英汉美国小百科》：上海译文出版社）里根的目的：是降低通胀、刺激经济增长,解决滞胀问题。核心主张：削弱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就职演说：“我要削减政府的规模和影响，承认联邦政府的权利与各州和人民所拥有的权利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们都必须牢记，是各州组成了联邦政府，而决非是联邦政府创造了各州……今后，我将建议撤除经济发展和降低生产力的路障。”这一被称之为“里根经济学”的改革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削弱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
里根时代的美国有什么特征？
里根时代美国的特征：
保守主义的浪潮 把里根推上了台,保守主义的大气候也帮助里根完成了里根革命。
(一)里根经济学
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开支。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措施。
主张从供应入手,以改善供应环境和增加投入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
(二)里根主义
里根主义是里根外交政策的基石,其核心是反共。
(三)里根的社会道德观
主张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里根谈论最多的是人工堕胎和学生祈祷。除此以外,里根在“主动行动”、“平等权利修正案”、被告权利、学校教育、黑白学生同校以及反对吸毒等方面,都持比较保守的观点。
背景：
70年代末的保守主义浪潮来势汹涌,瓦解了新政以后确立的自由主义“公众哲学”。
1、对新政自由主义的反动，人们的反政府情绪高涨
2、经济保守主义：保守学 派则认为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政府干涉过多。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物价上涨和失业增多的现实,使多数美国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把经济困难归因于新政以后执行的自由派经济政策。
3、社会道德问题上的保守主义：按西方标准,由于殖民地时期清教徒传统的影响，美国人在社会问题和个人生活方面原本是比较保守的。
4、外交上的保守主义：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国力远远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当时的美国耀武扬威,到处伸手,俨然以世界警察自居。然而好景不长,战后苏联、西欧、中国、日本以及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崛起,美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
里根新政改革的必然性：
1、前任政府管理较弱，卡特政府无法有效抑制通胀、带动经济增长。尼克松自“水门事件”后也匆匆离开政治舞台。
2、二战后三十年来逐渐形成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社会福利计划早就的一批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希望经济摆脱困境；另一方面却又本能的抵触社会变革，惧怕失去的利益。
3、过去的几届政府，处于相对的“和平时期”，信奉及追崇“最小风险及阻力”的原则。
里根经济学具体指什么 发行债券
“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在所谓“里根经济学”的背后，实际上是“供应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虽然当时支持“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并不占多数，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经济学家推行“供应学派”的经济理论，“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JudeWanniski在1975年命名。除了JudeWanniski外，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和ArthurLaffer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是著名加拿大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ArthurLaffer是美国经济学家、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团成员。顾名思义，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
上世纪80年代，“供应学派”能够得势主要归因于两方面，一是凯恩斯“需求”理论在70年代的失败，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国政坛上得势，“供应学派”下的减税的经济政策正好顺应里根低税收的价值观和理念。里根的伟大就在于他能用极通俗的话，并富有感情地将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传达给美国大众，即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通过经济和财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税收，同时增加大众的财富。当时，美国的多数选民接受了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是因为支持里根的选民在理念和直觉上对里根经济政策有了认同。
http://news.21cn.com/today/pandian/2006/04/11/2539160.shtml
“里根经济学”适合中国吗
指里根总
统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
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
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1]
然而，在里根的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
西方经济学20世纪百年发展历程回眸
一、国家与市场：一条永恒的主线
可以说，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 20世纪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双方各自的学派更繁杂了，争论的范围与内容更泛化了，两种思潮此消彼长，兴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缩短了。
1、战前关于国家与市场的论争及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在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 “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这个传统后来构成经济学家偏爱“自由放任”的一种比喻，并最终演变成在19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 “生产自动创造需求” 的萨伊定律。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门槛的时候，经济学家们逐渐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学派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马歇尔的门徒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虽然总体上讲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经济生活，但对自由放任的理想主义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国家应出面校正生产外部性以防止出现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相背离的现象发生。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伦德堡、俄林和林德贝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学派在1929－33年大危机中逐渐成熟起来，他们秉承该学派的理论先驱威克塞尔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传统，以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为其佐证与支持，运用宏观动态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较系统地“混合经济理论”，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独树一帜，魅力无穷。
如果说上述对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学说提出质疑、抨击的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只是对其进行的“局部革命”的话，那么，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则是对其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地创造出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那种有效需求水平；在竞争性私人体制中，“三大心理规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会的总供给水平，从而导致就业水平总是处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地财政与货币政策，以确保足够水平的有效需求。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建议后来通过其信徒们的努力广泛地被西方国家政府作为其经济政策的行动指南，总需求水平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广泛接受。如果说在此之前象美国“新政”这类反危机的政策只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确地以一种经济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话，那么，从此以后，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宏观管理就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常规政策。凯恩斯主义影响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走势，使西方正统经济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作为一个崭新的转折点，“凯恩斯时代”由此正式开始，凯恩斯本人成为“战后繁荣之父”；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体制论退出了正统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2、战后以来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它们或昙花一现，各领风骚，或孤芳自赏，独树一帜；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概而要之，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的是对新古典的回归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抗衡，坚持的是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使20世纪最后几十年的西方经济学进入了“战国时代”，曾几何时登上美国“正统”经济学的宝座和成为英国的“御用”经济学，“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并曾经喧宾夺主，如日中天，占有一席之地，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对“主流” 的自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使得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是如此地璀璨夺目，流光溢彩，以致于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他被誉为是战后至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甚至被经济学界誉为泰斗。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原有的得到满足之后，新的随即产生，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以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惟一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了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即要想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认为，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这样，通货膨胀政策就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这样，货币就是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就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19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血腥之争”（the bloody debate）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结束。他们相互指责攻击，甚至竭尽嘲讽辱骂之能事。例如，在60年代末的一次研讨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罗在评论弗氏的一篇论文时嘲讽道：“米尔顿和我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任何事情都使米尔顿想起货币供应；那好，任何事情也使我想起了性，但我可不把它写进我的论文中去” 。再如，凯恩斯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嘲笑货币的作用的：“有的人似乎在暗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能增加产出提高收入。但这就象买一根粗腰带来试图变胖一样。在当今美国，你的腰带对于你的肚子来说确实太长了” 。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而撒切尔1979年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与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只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也是最大的干预。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供给学派的显著特征如同它们名字一样，特别强调“供给”。60年代末产生于美国、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的需求管理这个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认为鼓励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为此，南加州大学阿瑟·拉弗教授在一次鸡尾酒会的餐巾纸上画的一条旨在降低税率的曲线即所谓“拉弗曲线”便成了白宫的“药方”。这个“降税”的药方是基于3个理论假设：第一，认为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则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就“干预”的本质来讲，强调“供给管理”反对“需求管理”、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因一时所需而一举成名。
二、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
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三次革命性理论突破为20世纪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辅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个西方经济学院学生或经济学教授既人人皆知又无法跨越的基本理论框架。
1、“张伯伦革命”
亚当·斯密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垄断还是个别现象。正如1982年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亚当·斯密作为建立传统的伟大人物，在垄断领域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空白，他创造或者说提出了三个权威性的传统” 。这三个传统分别是：对正规的垄断理论置之不理、将他那个时代的垄断现象看作是国家赋予的专营特权、对垄断和勾结行为无需采取什么行动。当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经济学理论已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普遍垄断现象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从19世纪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麦克库洛赫，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马歇尔、古诺、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们早已对垄断理论和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问题在于，他们始终沿袭着“斯密传统”，即将自由竞争作为普遍现象而把垄断作为例外来构造他们的理论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经济学》中仍然还认为“在今天，把竞争当作普遍现象和把垄断当作例外是比较合理的” 。
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张伯伦和英国剑桥的罗宾逊夫人分别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才正式宣告“斯密传统”的彻底结束。始于张、罗二人的“张伯伦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摈弃了长期以来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把“完全竞争”作为普遍的而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情况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提出了一套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说明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模式，并在其成因比较、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方面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将市场结构分成了更加符合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实际情况的4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张伯伦革命”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20世纪中期宏观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天然逻辑的发展起点就是对垄断的分析，从这个起点出发，恰恰使得西方经济学比较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百年经济历史的本质和现状。
2、“凯恩斯革命”
如果说1929－33年大危机是对当时微观经济学的反动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革命，而《货币通论》则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凯恩斯本人就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甚至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从而在整个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演进与发展中成为一个永恒的主角。
如同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作名称那样，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一、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二、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三、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四、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 。五、进而，他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六大经济目标：充分就业、价格稳定、长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资源最优配置。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主义的诞生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得以向前大大推进的一个重要标志；说到底，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方法的革命；凯恩斯之后，无数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变中整合。凯恩斯主义内部发生的冲突、裂变、整合是凯恩斯主义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爆发了持续几十年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对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贡献是深远的、巨大的。
3、“预期革命”
70年代发展起来以美国罗·卢卡斯、托·萨金特、罗·巴罗、尼·华莱士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其理论体系而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 。所谓“预期”是指对同当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进行的预测，如为决定产量而是否进行投资时企业对其产品的未来价格进行的预测，劳资关于工资水平的谈判中工会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向作出的预测，等等。他们认为，虽然凯恩斯也曾反复讲到预期，但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具有随机性，没有理性的解释，即属“后向预期”，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体系，其假设前提是错误的：第一，凯恩斯主义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第二，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假定条件正好与上述两个假定相反；第三，“理性预期”假定市场是连续出清的，即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处于均衡状态。从这三个假定出发，卢卡斯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其他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货币供给的冲击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由此引起经济波动；由于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冲击将导致需求的冲击；这样，需求的干扰将导致经济波动；既然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政府赖以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效，那么，“政策无效性”可以被一般化，即“政府失灵论”。
“理性预期” 被称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预期革命”，对20世纪经济学发生了重大影响，“理性预期”作为一种宏观分析工具在西方经济学中已被广泛采用，甚至被它的论敌使用，并且在股票、债券、外汇市场的运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虽然总体上讲“理性预期”已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用任何“预期失误”或信息不完善性来解释经济周期都是缺乏说服力的，认为“理性预期”有许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开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合理预期提出了批判，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新古典学派的理想主义超越了现实感，新凯恩斯学派则较少沉湎于理想主义而较多地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再例如，人们在谈论股票市场时比论及宏观经济时更为赞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人们买近卖出都很容易，并几乎不存在交易费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有形市场较为复杂，并具有刚性：辞人、雇人、转产、关闭工厂都存在成本，因为合同强化了劳动的名义价格、资本和机器设备的确定性，却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政府失灵论”的逻辑演绎结果与公共选择等学派一起共同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了严重挑战。1956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巴托教授首次创造并使用了“市场失灵”这一概念，并将市场垄断视为“市场失灵”现象之一，“市场失灵”一词随即便风靡半个世纪；到七十年代“滞胀”时期，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政府失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人们可以发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概念充斥于经济学文献，它们针锋相对，难分胜负，没有赢家，形成了独特的二十世纪末没有经济学“主流”的理论“真空”状态。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期面对“滞涨”所表现的束手无策和“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先后诞生标志着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的终结；随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相继丢掉了经济学的“正统”宝座，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一时形成了“真空”状态。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这个“真空”状态实际上就是“战国”的“动乱世界”：“由于凯恩斯的缘故，于是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由于弗里德曼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都是货币主义者；而由于动乱世界的缘故，于是我们现在又都成了折衷主义者了” 。就在这人人都是折衷主义者的时候，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认为引发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经济学界曾出现过3本广为流行并被认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一反传统，在基本上维持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同时，还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张。第二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是约50年后马歇尔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兼收并蓄，折衷调和，吸收了各派庸俗理论，从生产成本说供给决定，边际效用价值说决定需求，进而建立了均衡价值论，其“折衷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对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经济学原理》在其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进入20世纪以来，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历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传统的垄断例外论的“张伯伦”革命，第二次是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奠定理论基础的“凯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的萨缪尔森。萨氏试图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即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折衷揉合在一起，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成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战后的40年里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于是，作为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义的标志，萨氏撰写的教科书《经济学》就成为代替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第二个里程碑。半个世纪以来，该书广为流行，空前畅销，被译为数十个国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新古典综合派既不能解释“滞胀”的存在，又提不出应时政策，其正统地位开始动摇，来自包括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种种流派的抨击、责难和进攻大有在整体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势。论战之中，1993年被誉为“经济学革命领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认为是第四个里程碑的教科书《经济学》，从而，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该书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被采用和广泛认可，其中文译本在1997年出版后的3年里就销售了12万册，被我国出版界和学界视为一大奇迹。对于斯蒂格利茨的贡献，不管有人将之称为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反动”也好，还是冠之以对后凯恩斯主义的革命也罢，或将之称为第四个里程碑，亦或誉之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四次综合”，至少，在西方经济学的“百年表演舞台”上，能够成为历史主角而走向前台向20世纪报以热烈掌声的经济学观众“谢幕”的，是斯氏；至少，在20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批评自由市场缺陷的新古典综合派“正统”地位受到多重夹击、似乎已经过时的窘境下，是斯氏，是他的《经济学》独树一帜，成为众人瞩目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至少，不无夸张地说，是斯氏，是他为20世纪末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的努力与开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经济学界已经逐渐认识到宏观经济行为必须与其背后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联系在一起；只有一套经济学原理，而不是两套。但是，在现有的教科书中，这种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体现” 。斯氏在承认萨缪尔森成功地将二者融合起来的前提下，试图超过萨氏的努力，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置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之上，例如，充分就业模型，存在失业模型和综合模型三个模型，便是在外部约束条件改变下，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导得出并进而展开而成的，从而实现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逐步衍生和有机联接。此为其一。
斯氏一改后凯恩斯主义固守新古典的“完美”，将许多诸如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等许多不在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之内的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学的新成果和新发展纳入其研究领域，使之更加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尤其是对新古典综合派走下坡路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加以整合和综合之后，使之不但大大推进和包容了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的理论体系，同时，还烙有深刻的理性预期学派甚至新制度经济学等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几乎各种学派的明显痕迹。此为其二。
其三，可能由于斯氏的最大贡献是对财政的研究，或许因为他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学的顶尖经济学家，他始终十分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市场的“常态”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等“市场失灵” 现象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市场失灵现象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强制性等特点决定了政府应该出面干预的理由；至于如何干预，斯氏针对“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并将“科斯定理”称之为“科斯谬见”，认为，在解决外部性和产权明晰等难题时，“科斯定理”及其“自愿解决”或称“协商解决”将克服不了“搭便车”问题，高昂的交易费用将导致无效率；恰恰相反，要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否则就不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减税与供给学派的减税有何区别
供给侧改革理论渊源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而非始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只不过萨伊和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创造需求”和供给管理政策而已。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理论而非需求管理理论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供给侧还有生产主体、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存量调整、增量培育等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Physiocrates，18世纪后半叶）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12.14,-0.20,-1.62%)供给的重要性；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李嘉图（D.Ricardo，1817）强调了有限土地及其所导致的报酬递减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李斯特（F.List，1841）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罗雪尔（W.Roscher，1843、1854）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生产性劳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1883）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A.Marshall，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C.Clark，1940）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做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1946、1948）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张培刚（1949）将经济发展视为工业化过程，而工业化的发动因素为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生产技术、（有利的）社会制度，限制因素为资源或物力、人口、（不利的）社会制度；索洛（Solow,1956）、斯旺（Swan,1956）、米德（Meade,1960）等论证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T.W.Schultz,1961、1981）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E.Denison,1962、1967）、肯德里克（J.W.Kendrick,1961）、乔根森（D.Jorgenson,1967）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theresidualgrowth）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Romer.P.,1986）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Lucas.R.,1988）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家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来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力理论”也是一种典型的供给管理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而非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国财富主要取决于本国的生产率和所能利用的单位物质资源，取决于动态的竞争优势而非静态的比较优势。政府应放弃重点扶持某些产业的产业政策，而应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率提高和产业集群的良好环境。 供给侧理论与需求管理理论的博弈 重商主义鼓吹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通过出口补贴和进口课税等方式调控进出口需求，实现贸易顺差。 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 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于十八世纪初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由于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和就业不足，而只能在国民经济的个别部门出现供求失衡的现象，而且即使这样也是暂时的；货币仅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买和卖不会脱节。 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三大基本心理规律”决定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共同作用引起投资需求不足。由于经济中存在着工资刚性等制度约束、工会和其他垄断力量，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即经济无法自动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赤字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应实行预算盈余政策来减少总需求。罗斯福治理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措施就是实行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公共工程，增加就业机会等。 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如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 供给学派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 供给学派在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方面具有代表性。其代表人物有：芒德尔、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肯普、罗伯茨、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有：提高税率虽然从短期看可以提高税收收入，但由于抑制了纳税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从中长期看反而导致税收收入下降；在资源稀缺世界中，所谓商品过剩只是适销不对路的“劣等货”过剩，其根源并非需求不足，而是能引致新需求的创造性供给不足；企业并不只是被动适应市场需求而提供商品的生产单位，而是在创造需求方面发挥着能动性作用；经济增长源自供给者的创造能力和生产率的提高，战后美国等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说是由凯恩斯需求政策所带来的，不如说是由于凯恩斯政策“阴差阳错”带来的实际供给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机制所带来的。 因此，供给学派提出如下政策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调动企业积极性；削减政府开支，放松政府管制，减少政府干预，赋予企业经济自由；稳定货币增长。供给学派学者认为，经济主体是否扩大经济活动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边际税率的高低，即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益是否合算来决定。如果边际税率过高，一方面人们会以闲暇代替工作，从而劳动力供给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将收入地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和投资，同时经济活动将地由市场转入地下，从而损害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归纳为“四减四促”：其中，“四减”是指减税（含减支，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甚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旨在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供给；“四促”是指促进私有化、促进市场竞争、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和智力资本投资。 供给学派关于减税不增加财政赤字、不必忧虑减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恢复金本位制等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和质疑。同时，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也为一些学者所诟病。 供给侧理论的基本框架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至于经济出现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发展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1．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这里侧重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 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2．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即笔者提出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 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等；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知识增长、信息化等。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美国、英国供给侧改革和供给管理的实践经验 在实践中，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因被美国总统里根、英国总理撒切尔夫人所运用、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而声名远播。 里根上台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虽然在其任期内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但为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里根经济学”和里根于1981年2月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削减政府预算或财政开支特别是社会福利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实现预算收支平衡；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其实质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调动企业和民众积极性、刺激供给、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复兴。 在实践中，里根并不为某种理论观点所束缚，而是博采众长、灵活运用，如同时运用凯恩斯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增减政府开支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所主张的通过减税和放松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供给增加的政策，以及货币学派所主张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政策，从而实现了摆脱滞胀的经济目标。 里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而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与里根在同一时代，英国撒切尔夫人推出了“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或“撒切尔革命”，其主要政策主张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反对凯恩斯理论和福利国家理论；推行私有化，反对国有化；颂扬财富创造，反对平均主义；推进去监管化，取消汇率管制；鼓励工资自由浮动，打击工会力量；推进减税，削减福利开支等。 在撒切尔主义的主宰下，英国经济重新恢复了活力，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以后有所提高，1982～1989年维持在年均2.8%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但同时也使得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需求由于受收入增长和购买力的限制，表现为一种较为被动的力量，而供给则表现为一种比较主动的力量。需求管理政策实行时间长了往往产生很多副作用，如挤出私人投资、引发通货膨胀等，而大多数供给管理政策，则由于能发挥市场作用、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等，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健康力量。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在美国、日本、欧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主要经济体都不甚景气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甚至可以说处于近乎“一枝独秀”的状态。许多人都将其归功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政策只是导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一股力量，以发挥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供给政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民营中小企业、加快对电力电信等垄断行业的改革、放松经济管制、鼓励民间投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等供给侧改革，都是引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 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改革的要义所在。 中国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特殊背景 与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相比，目前的供给侧改革除了有共性的一面外，也有如下特殊性。 首先，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持续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现已进入到经济增速换挡期，换挡后很可能进入到年均GDP增速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即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阶段进入到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交融发展。城镇化进入到加速发展阶段的下半场，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处于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其中30%-50%属于加速阶段上半场，50%-70%属于下半场，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6.1%，说明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主要特征是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更强调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从收入水平来看则已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在新阶段推进供给侧改革任务更重，压力更大。 其次，国际环境不同。以往当中国经济总量排在国际相对靠后位置时，推进供给侧改革相对来说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分享国际化或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但当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且开始紧追美国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供给侧改革就必须地依靠国内的力量。 再次，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不同。自2012年开始，15-64岁之间的生产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也已于2008年前后到来。同时，在连续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资源日益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雾霾等问题成为不可承受之重。这些新的约束条件，使得供给侧改革不能再像过去三十多年那样主要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来推动，而必须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 第四，技术背景不同。尽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化就一直在取得进展，但与当前这一轮以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低碳化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相比，还是明显不在一个层次。可以说，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蓄势待发，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相匹配的第三次全球科技革命正在到来。这为新阶段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有力支撑。 第五，部分内容不同。过去三十多年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新阶段的这次供给侧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地方政府高债务、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等存量问题。存量问题的解决容易引发风险，更具挑战性，这次的供给侧改革必须在化解存量问题中寻找新出路。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美国“经济复兴计划”，执行少政府、少开支、少征税、少福利的政策。这表明里
C 试题分析：本题考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历经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后,里根推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内容正是“少政府、少开支、少征税、少福利”,故选C项。A、B两项与史实不符。D项材料没有体现。点评：在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大都通过扩大政府财政开支的作用来调节生产，奉行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滞涨的局面，凯恩斯主义退出主流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思想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