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与影响
内阁是明代中央辅政体制重要而又特殊的一个环节。它在洪武和永乐时期出现雏形，在英宗正统年间基本形成定制。成化、弘治年间，内阁一度受到抑制，但在嘉靖年间和万历时又相继出现“权相”。明代内阁的沉浮凸现出明皇权的加强，它与司礼监一起形成了明代中央行政决策的双轨制。明代内阁的概况。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因为胡惟庸事件而废去有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自处理全国政策。九月，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位在左右都督之下，尚书之上。每月分上、中、下三旬，由四辅官邢明依次轮值，备皇帝顾问，就皇帝交办之奏疏，提出意见，供皇帝裁决。当时内外奏疏和一切政务，直接由皇帝处理，遇大事大疑，皇帝同臣下一起“朝堂论政”，面奏取旨。故四辅官虽设，而其官不备，亦不关政本。十五年七月，废除四辅官。九月，又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数人，官秩仅五品，为皇帝侍从顾问，无所掌印信，在翰林院履任支捧，此即内阁之滥筋。成祖即位，于当年(1403年)八月和九月，特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人文渊阁当直，参与机密重务。因文渊阁地处内廷，阁臣又常侍皇帝于殿阁之下，故称内阁。
请简述明朝内阁制度及其利弊分析，以及对后世有何重大影响
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朱元璋对于繁琐的政务,还可以勉强应付,但开国几代后的帝王中却是生于深宫之中,面对着千变万化的各种政务,必然手足无措,最后只有依靠内阁,甚至是委权于宦官.这样,就使大权渐渐落入大学士之手,像张居正成为没有宰相名份的宰相,内阁成为没有中书省名份的中书省,明后期甚至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皇帝对于内阁和大学士的防控对明朝中后期的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给宦官参政开了方便之门,是导致明朝中后期政治统治日益黑暗的重要原因。
明朝内阁制度的作用是什么？
皇帝加强权力的手段之一，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很低，一般五、六品。其人选由皇帝一人决定，由于大学士品级很低，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随意确定谁兼任大学士入内阁，并且随时可以让他离开内阁，这点类似于清朝的军机处。不过随着内阁地位的提高，实际兼任大学士入阁的人都是高官，很多人本身就是尚书。
第二内阁地位重要，主要体现在垄断了外朝大臣与皇帝的联系渠道。一般大臣无法直接与皇帝交流，必须通过内阁。明朝很多皇帝性格很独特，有些长期不上朝，只有内阁首席大学士才能见到皇帝，向皇帝汇报工作，并转达皇帝的旨意。这就使内阁地位大为提升。
第三作为皇帝的顾问、代为起草诏令。内阁首辅将内阁的意见“拟票”后交皇帝，皇帝同意后就转变为皇帝的意见，国家的最高法令。当然这中间还需要经过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的手。
明朝内阁不同于唐宋的中书门下省的原因是，中书门下是正式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皇帝的圣旨不通过中书门下省的签署是无效的。而明代皇帝的圣旨先由内阁拟票，再经过皇帝同意只是通常做法，没有法律规定不经过内阁的圣旨是无效的。另外内阁大学士的人选由皇帝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随意性较大，内阁首辅毕竟不是合法的宰相，也不是天然的宰相。实质上明朝的宰相是由皇帝兼任的，只有他放权给内阁首辅，首辅才能行使部分相权，明朝后期还取决于太监。
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
明朝内阁制度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己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1.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
阁臣与皇帝矛盾，除了反映为封还诏旨一类以外，很多反映为阁臣在中叶以后不断提出辞职。皇权与内阁矛盾，亦反映为明代阁臣善终者少，有政绩的不多。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与汉、唐、宋相比，明代辅相的业绩并不显著，这一方面固然与入阁前之资历有关。汉、唐、宋之宰相都要经历郡邑，而明之阁臣却基本上出于翰林院。他们没有从政经验，不知民间疾苦，对政事自然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但另一方面，则由于他们权力不稳定，被司礼监挤着，被皇权压着，即使有抱负也难于施展。
显然，这样的内阁只能助长皇权，而不可监督、约束皇权。有明一代，内阁始终未能成为对皇权的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废丞相的目的是达到了。
2.内阁受制于司礼监，矛盾深刻，但又不得不走司礼监的路子。
在中枢系统中，内阁有票拟权，司礼监有批朱权，是内外相维的双轨制。但双方地位的特殊性使内阁难以与司礼监抗衡，双方权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为转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维相济，而只能有对权力的激烈争夺。皇帝宠信司礼时，司礼尽夺内阁权力，如刘瑾、魏忠贤时；否则就是权相出现，如严嵩、张居正时。
严嵩、张居正之显赫，还得讨好司礼监，就是明证。
综观有明一代，内阁对宦官之干政，虽亦起过一点制衡作用，如成化年间，由于阁臣一再坚持，汪直主持的西厂一度被撤。但总的来说，内阁是越来越受制于司礼。内阁为司礼监扼制，以致明代成了宦官为祸最烈的朝代。
3.内阁与六部经常互争雄长，矛盾重重。
历代及明初，六部均隶属于丞相，凡事必须秉承宰相的意志，自撤中书省、提高六部品秩后，六部变成直接对皇帝负责，职权完整，而且在阁之上。但随着内阁品位的提高，又有票拟权，内阁比六部更接近皇帝，部权便在不同时候、不同程度上为内阁所侵。但是，内阁毕竟不同于中书省。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钻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的空子，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权。
内阁与六部这种职权界限不清，工作上彼此失调，大大影响了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司礼监的擅权乱政。
4.内阁中矛盾激烈。
尤其嘉靖以后，阁臣间的倾轧突出由于阁臣的任用、权力大小、去留，均没有明确规定，又由于首辅与次辅间权力悬殊，在天启以前一直无明确的职责分工。所以阁臣间争夺权势的斗争激烈，尤其是“嘉靖以来之首辅，莫不由倾轧排挤而得之”，如严嵩拉拢科道弹劾翟銮，使翟被“削籍为氓”。严嵩与夏言互相排挤，致夏言被弃市。
在阁内的纷争中，阁臣不但各自培植自己的势力，致使明中叶以后的政治日益腐败。
从明代内阁制度的种种特点，可见内阁制度在当时并未能成为与君主专制政体完全适应的辅政制度。内阁地位的特殊又使它成了矛盾辐辏之所，各种矛盾的发展，无一不是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如何评价明朝的内阁制度
明朝内阁制度是在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大明正统朝末年的反复，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制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大明正德朝浪漫好战，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主撑内阁未成大乱，经过大明嘉靖、隆庆朝的发展，大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而内阁首辅变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永乐中期以后，内阁职权渐重，兼管六部尚书，成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决策机构。
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1425仁宗朱高炽时，明仁宗因杨士奇、杨荣等为东宫旧臣，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之后杨士奇、杨荣等人均兼有尚书职位，虽然身居内阁，其头衔均以尚书为尊。自此，内阁权力加重，逐渐受到重视。
明代宗朱祁钰的景泰年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自此之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权力更大。
虽有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末年的反复，可到成化年、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所行之事被认为多荒谬不经。可也有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
明世宗朱厚璁的嘉靖时，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明代之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的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一样了。